8月底，小学开学前夕，北京迎来了最新的禁奥令，以及一场关于这种数学竞赛存废的大讨论。

像所有的教育形式一样，曾经作为数学人才培养手段被引入中国的奥数，以一种并不罕见的方式被扭曲着。奥数变成了家长都在抱怨的东西，但孩子们仍然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奥数班中——有教育专家认为，这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错；有家长认为，这是重点中学掐尖儿的错；有网友认为，对奥数的争论是教育部门在转移视线；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因为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每个家长都过于望子成龙，所以，奥数热应该怪中国的人口政策……不过，奥数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东西？数学天分又是种什么样的东西？

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数学学校

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家族目前有12个成员，其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是历史最悠久、也是发展最成熟的一个。1959年，第一次IMO在罗马尼亚举行，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资格参加，又过了十几年，资本主义国家才逐渐加入了进来。

IMO比赛的形式是由各个国家选送6名参赛队员，进行连续两天、每天花4个半小时做一张包含3道大题的考卷。一块科学奥林匹克的金牌对参赛的孩子不仅意味着经历、荣耀，维基的“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词条也指出：“在很多国家，能够在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名次就相当于有了一张进入顶尖大学的入场券。”在美国关于奥数的纪录片《难题》中，一位IMO组织者表示：“东欧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可能把名次看得比较重，他们会把这项竞赛当作一场国家性的‘运动’来进行，但我们更希望这种竞赛仅仅是个人行为。”他们并不鼓励各个国家互相攀比各自的奖牌总数。

苏联曾有一套成熟的筛选训练机制，从中学起，天才孩子们就被筛选进入特殊的“数学学校”，那里有专为孩子设立的数学俱乐部，一群被选出来的聪明孩子聚在一起，训练和讨论数学难题。

不过，在当时的苏联，这个针对数学的筛选机制几乎是保留数学火种的惟一办法。这个机制的倡导者是数学家柯尔莫哥罗夫。根据当时的苏联教育体制，“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用同样的课本，被讲授同样的东西”，之后，孩子们升学和就业的依据是：他是否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他是否足够忠诚地服从国家和组织。柯尔莫哥罗夫致力于打破这种基于“统一”概念的中学教育体制，坚持“要让天分最好、动力最强的学生，能够走得更远，进步得更快”。在柯氏的倡导下，苏联建立了特殊的数学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学习音乐、诗歌，被带去划船、徒步和滑雪，而且，不需要被过多地灌输马克思主义。

当时的苏联，对于那些因家族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受到歧视的孩子，一块奥数金牌几乎变成了在高中毕业后不去参军而是进入大学的惟一方式，而那些“数学学校”被认为是“有着致命的自由主义特质”。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1945年华罗庚受邀访苏，仔细考察了苏联数学教育的情况后，会兴奋异常。华罗庚认为，苏联的数学家培养方式也正是中国需要的。

不过，华罗庚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奥数并没来得及被真正引入。直到1985年，华罗庚去世那一年，中国才开始选送队员参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到了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的同一年，IMO的举办地点选在了北京。这一年，中国队取得了“五金一银”的成绩，这使中国蝉联团体第一。第二年，中国数学会举办的第一届小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开赛，小学正式被拖入了奥数。90年代后期，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小学升初中实施免试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然而中学的教育资源却没有平均，自此，可以作为择校敲门砖的奥数日渐红火起来。

今天的中国，我问一位初中数学辅导老师“你们教不教奥数”，他会很自然地回答：“一般我们提到奥数的时候，都是指的小学奥数。”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