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头十年，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变化之一，莫过于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了。这一崛起现象不仅出乎诸多中外观察家的意料，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国际政治结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打破了旧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平衡。与美、欧相继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相比，这种崛起显得尤为显眼。然而，就在人们沿着线性思维，推想中国会以过去的速率继续崛起，并很快能够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时，外界突然发现，中国崛起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已疲态尽显，各种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外交上的挑战不约而至，顺风顺水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领导者和建设者，需要以新的智慧和变革来确保可持续的民族复兴进程。

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崛起速度背后，蕴藏着许多极偶然的国际、国内因素，不了解这些偶然因素及其时限，就不能理解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深层次成因。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九一一”事件以后将战略重点转向反恐和中东，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1990年代初期一度紧张的中国和西方关系，出现了向良性方向发展的趋势，中国官方文件将这段时间称为“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经济角度来看，高科技和全球化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新整合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发展，使得中国得以利用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规模效应，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为全球提供各种廉价制成品。

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路线，以及领导人权力交接模式得以顺利延续，国内政治和政策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国内政治处于“共识阶段”而分歧较少。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人口红利”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高储蓄率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客观支持条件。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对高速经济发展的贡献。由于毛泽东时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遭遇1980年代以后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时间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充足年轻劳动力供应，和较低未成年人口抚养比率迭加的现象，大大刺激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投资活动的增加，中国经济因此进入“黄金时代”。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支撑发展的各种要素，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逆转，崛起中的中国“运气”不如从前。从国际来看，随着奥萨玛·本拉登被打死以及美国奥巴马总统逐步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美国战略重点重新回到亚洲，中国开始感觉“被遏制”，“战略机遇期”已然结束。

在国际经济层面，美欧相继发生的债务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不能继续容忍以中国高贸易顺差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失衡，中国在汇率政策和市场开放方面，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外贸条件恶化，经济结构面临转型和升级。

从国内经济层面分析，由于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各种资源要素的价格上涨，中国开始告别“廉价时代”，成本优势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制造产业出现外迁，加大了对外贸易面临的困难。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中国过去的高储蓄率和高积累率正在发生变化，国家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

从政治上看，由于未能及时进行变革，历史积累的体制问题如公共权力制约薄弱、执法不严等问题，在经济扩张过程中被不断放大，造成了腐败的蔓延和再分配过程的不公。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整个社会因为分配不公陷入分裂，改革和政治上的共识越来越少，继续改革和开放的阻力加大。在崛起的客观条件发生改变的同时，曾经起到积极作用的主观因素也已发生了较大变化，继续崛起变得日益困难。

中国的崛起并非给定，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当前遇到的困难，既与国内外客观条件的改变密切相关，也与自身主观因素未能调整到位有很大关系。过去三十年巨龙腾飞的有力主观支持，来自于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和平外交政策；目前出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和开放陷入了停滞，而这种停滞，和各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阻挠，有很大关系。

以人口政策为例，在老龄化不断加速、“人口红利”减少的情况下，政府未能适时修改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实属憾事。同时，国家在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民生以及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等方面也进展不大，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长此下去，支撑中国崛起的物质经济基础将日渐薄弱，各种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中国不仅难以赶上先进国家，反而可能被后进国家赶超。中国到了再一次呼唤强力政策变革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