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理解，一般用作刺激消费需求和鼓励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制度，竟然被“创造性”地适用于企业招工领域——据《中国经营报》9月22日报道，为配合代工巨头富士康的大规模招工，河南省政府计划花费亿元财政补贴帮助富士康招工。

事实上，对于遍布全国的富士康生产基地而言，河南省并非是唯一对其进行“招工补贴”的政府，今年8月，山西省晋城市为吸纳富士康千亿元的投资，即对其启动了逾千万元的招工补贴，而在富士康江苏省淮安生产基地，则更是传出“地方高校强迫学生免费实习，否则不予毕业”的闹剧。

给予个别企业“招工补贴”（或变相）、将“招商”变为“宠商”，地方政府此举不仅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法则，更有违反《预算法》的嫌疑。

必须承认，招商引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签之一，既是弥补中国资本短缺、平衡要素资源结构的关键手段，又是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比学赶超的重要指标。而且，就具体实践而言，招商引资的国策，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核心，亦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相对提高的原因，毫无疑问，置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招商引资无疑是具有阶段合理性且整体是功大于弊的。

但是，对于当下而言，面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亟须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边际成本分析，对已然形成的固有招商逻辑进行深入反思。而对由招商引资所引发的“招工补贴”等做法，更没有任何隐晦的必要。

必须正视现实，中国已从改革开放早中期的资本短缺，变成当下资本相对充裕。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某种程度上已昭示着中国对外投资的紧迫性已相对超过对内引资。与此同时，中国传统产业的饱和过剩、资源（人力、土地、水电等）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亦表明中国引入传统产业的承载力在降低；而附带成本在增加。

聚焦到“招工补贴”事件，这主要起因于代工巨头富士康“庞大的用工需求”，故而其往往将地方政府“协助招工”作为决定投资的要求之一。可是，这却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自由配置功能，因为富士康无论是薪酬福利，还是用工环境，当下均已诱惑力不再，这从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河南省，亦须通过财政补贴满足富士康的用工需求即可窥见一斑。而在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的富士康式招工，不仅明显违背了人力资源市场自发性的调节功能，更直接弱化了其改善员工待遇（以及工作环境）的动力。

事实上，“招工补贴”仅是中国招商引资乱象频发的案例之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为达到招商目的，往往会发生不惜降低环保标准、大幅减少税费等现象，对此亦值得关注，比如从去年至今，多地因环境污染已经陆续引发了许多不愉快事件。

虽然，以中国地域之大，对于资源（交通、产业政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不同地区，在具体招商引资的项目选择上，存在规模大小、科技含量、环保要求等个性选择标准，是极为正常之事。但是，在招商引资的逻辑上，却存在诸多共性之处，这就是求洋（外资）、求大（投资规模大）、求快（见效快）。

错位招商逻辑延续至今，主要是对招商引资极度重视的历史所造成，在改革开放早中期，因资本要素的过度短缺，不仅对资本一直存在重引资、轻选资的问题，更将招商引资列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在这种格局之下，地方政府主政官员极力强推，甚至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地进行招商引资，一方面可以显性地达到自己的政绩诉求，另一方面可以隐性地达到不便言说的利益输送目的。

对于当下而言，无论是基于自身产业转型、资源承载能力，还是基于政府职能转型、民众与政府的利益协商机制，均亟须对此进行深入反思。我们希望让市场回归市场，使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让政府回归服务，使其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我们更希望政府能够立足当下资源承载力、资本相对充裕以及产业转型急迫的现状，对不计成本、不计后果的招商逻辑进行彻底反思，从而使中国经济可以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